陶淵明的段落

　　《陶淵明傳論》在陶學上的主要貢獻在于，自來論陶淵明政治態(tài)度的人分成極端的兩派，一派是認為陶淵明的詩歌表達了“忠憤”之情，陶淵明是晉室的忠實奴仆;一派認為陶淵明超然于當時的政爭，“都無晉宋之間事，自是羲皇以上人”。而李長之則提出一種新的看法：即“雖不忠于晉室，但仍同情” 。也就是說，陶淵明既不超然于塵世，對于晉室又比較冷淡。關于陶淵明的思想態(tài)度的評議，向來學者也是分為兩派，一派認定陶淵明有濃厚的儒家思想，一派認為陶淵明的思想完全是道家。李長之則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，又有道家思想。“儒家思想讓他有一種操守，給他的躬耕生活以一種安貧樂道的堅強支持，同時限制了他和農(nóng)民距離的真正縮短，于是有時表現(xiàn)而為一種沒落的地主官僚式的情感;道家思想?yún)s使他有一種原始公社式的社會制度理想，再結(jié)合著它自身經(jīng)歷的饑寒困苦，便反映了當時一般農(nóng)民的一部分痛苦，同時也使他對生死有了明確的看法，使他接近于唯物論思想。他推崇儒家，不排斥道家，后來又結(jié)合為一，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的思想面目”。而且，李長之認為，無論是陶淵明的政治態(tài)度還是思想情感都不是孤立靜止的，而是發(fā)展變化著的。陶淵明“晚年是愈接近于一個農(nóng)民的生活了。這階級生活的變動，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的思想情感的變化。這不但表現(xiàn)在他的政治態(tài)度上了，也還表現(xiàn)他的思想態(tài)度上。”這些觀點盡管仍然有商榷的余地，但較之前人，無疑新穎并深入了一層。

　　《陶淵明傳論》不僅觀點新穎，立論警辟，而且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別開生面，蹊徑獨辟。其切入的角度，立論的線索，往往與眾不同。比如，在論述陶淵明的政治立場的時候，他選擇了陶淵明的兩個重要的先輩陶侃和孟嘉作為論證的切入點。他說：“陶淵明的性格和政治態(tài)度，是和他的兩位著名的先輩有密切關系的。這倒并不是僅僅由于生理學的或遺傳學的看法，如果那樣，便未免是太機械唯物論的了。問題是，陶淵明對于這兩位先輩，的確有著異乎尋常的崇拜;因為崇拜，就容易受著影響，在事實上，陶淵明的風度，愛好，習慣，我們也都可以在他那兩位前輩的專輯里找到鮮明的影子，那么，關于陶淵明的政治態(tài)度，也就在他這兩先輩的政治態(tài)度中可能得到一點線索了，雖然這不是唯一的線索。”這個視角應該說是帶有方法上的突破的，因為從現(xiàn)有的陶淵明傳記資料和詩歌作品當中論述其政治態(tài)度和思想情感，不僅缺乏數(shù)量上的充分性，而且由于詩歌意象的豐富和不確定性，千百年來，研究者各持一端，各說各話，很難有所突破。李長之論陶淵明從其兩個重要的先輩入手，雖然不是唯一的最佳的路徑，畢竟使人耳目一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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